张泰苏: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

本帖最后由 frederick 于 2010-1-25 13:48 编辑

我是在美国上的小学。因为我父母来美国留学，所以我跟着他们在美国待了5年。跟一般的从国内直接考到耶鲁的同学相比，我的文化经历和语言基础都不太一样。我来到这儿之后没有语言障碍，文化障碍也不是很大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欲望要跟美国人刻意地接近，我觉得没有新鲜感，所以也许还不如别的中国同学了解美国那么多。我有一个相对不是很大的朋友圈子，十几个人吧。除了几个美国人，一般都是中国人，我不太愿意出那个圈子。

　　我的成长道路

　　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和国内不一样。在美国的学校里被别人欺负很多年，性格变得比较孤僻。我在美国读小学的时候被人歧视了四五年，真的是挺厉害的，被那帮小孩追着打，根本没有朋友。我上的是公立学校，到最后才好一些，因为有了几个中国孩子。以前没有朋友，不合群，挺难受的。但是这些经历同时能增强你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小时候的经历会让你对很多问题想得比较开，不会那么死心眼。我这个人可能看起来比较冷漠一些，但其实很乐观，有时候很想得开。

　　好不容易回国了，但是那会儿中文会说不会写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汉字只会写一百个吧，那真是挺苦的。那一年我10岁，那一年的事情永远忘不了。从10岁你就要学会熬夜，学会逼自己，然后一次一次吃苦头，被别人嘲笑。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很差，因为我考试成绩差，结果分配到流氓班去了。周围的孩子跟我性格不太一样，不太爱学习，性格也比较淘气，看我一个从国外回来的，想着我比较好欺负，所以又被人家打了好多次。在美国挨打，回国还是挨打。那会儿我体质很差，打不过人家。一般别人打你，你打不过就跑呗，但我性格倔，我就跟他们打，结果我总是被打。每天要背字，我觉得还行，然后就练写作，效果挺好的。可能我妈我爸教得比较得法，我刚进去的时候语文不及格，一年之后语文就好起来了。再过一年期末考试，我语文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了。上初中就好多了，因为同学的性格跟我一样，我成绩也赶上去了，朋友特别多。我的初中是北大附中，高中是四中。四中跟北大附中不是一个风格，四中我觉得像清华，北大附中像北大。我从小是在北大长大的，到了四中之后整个环境不太适应。

　　我在国内的成绩还好，不用特别准备一样会考得好。我的外语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，大概免修了8年。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免修外语课，回国后保持英文水平主要通过读书，我爸从美国给我带回了大量的书籍，海运过来，我一直看到高三才看完。虽然我英文的听、说不像以前那样流利，但是读、写水平明显提高很多。又因为搞竞赛，数学、物理考试不用担心了。我看书看得多，所以语文特别好，同样不用担心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化学，我最不爱学化学，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不及格。开学初的一次化学考试，150分我只得了20多分。但我也不很担心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末好好学，分数就会上去。我不靠化学给我争分，只要不吃亏就行。因为读书读得多，其他像历史、政治等课程就很简单了。所以高考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压力。

　　去国外上大学是我自己的想法。高二下学期我开始想出国上学的事情。刚开始觉得比较困难，后来家里帮我收集有关信息就觉得好多了。如果留在国内上大学我肯定去北大。但是因为我们家在北大那么长时间，对北大太熟悉了，不像外面的人觉得北大那么神圣。最大的问题是我从高一开始，兴趣明显偏文科了。我们一大家子基本上偏文科，我可能受我父亲、伯父和姑父的影响，特别喜欢文科。如果上北大，专业选择上比较死。假如去北大的话，我可能会读经济，但是自己又不太喜欢经济。我再想想，只有在美国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，所以就决定出国上学了。

　　我报了10所美国的学校。刚开始，我想去哈佛，哈佛在录取之前有最后的面试。我那次却吹了，因为我跟面试官吵了起来。他是学法律的，他研究“公司法”。我当时比较狂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表现出我对商业的不屑，这把他给惹毛了。耶鲁的申请还比较顺利，我和他们的面试官谈了三个半小时，就是瞎聊，觉得很投机，性格相像，兴趣点也相近。我顺利地被耶鲁录取，也许沾了这次面试的光了。

　　大学生活

　　我社交活动比较少。前几年，我担任过耶鲁中国同学会的会长，向同学募捐想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小型社交圈。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举办一些讲座，最成功的一次是把诗人北岛请来了。后来比较成功的是我们每年都要募捐，然后我们在内蒙古一个农村初中、高中建立了一个奖学金。

　　我现在每天除了上课、吃饭，可能会聊聊天、上上网，其他的基本七八个小时都在看书。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苦，虽然有时候人很累，但是觉得很值得。但是，我认为一定要找几个真正很知心的朋友，先保证自己有几个朋友可以依靠，这个很重要。其次就是要重视学习，学习一定不能放松。虽然有点功利，但是我认为你在美国这种仍然排斥外来人的国家，你作为中国人再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把社交圈建到像美国人那么好。他们美国人很可能走那种社交的路子，他们成绩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，然后通过培养自己强大的社交网，以后就可能很成功，有很多发展机会。而对于中国人，第一，只要你在美国社会混的话，社交是个问题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关系四通八达。所以我认为走社交那条道是事倍功半，不光事倍功半，你有一个极限。所以你想利用这里最好的资源、去最好的公司、上最好的学校、去最好的部门、获得最好的经历和教育，其实最实用的还是成绩。不光是学习成绩，你的整体思维素养都很重要，要把基础扎扎实实地打好。比如说袁健，他知道自己今后最重要的就是程序编得好，他就把计算机编程研究得很透。对我来讲，重要的就是思考问题，我一直在训练这个能力。一旦有了这个基础，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，好像是“一招吃遍天下”那种感觉。我认识很多已经毕业的人，他们就讲假如不是通过学习，培养过硬的学术素养或者技术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光想靠社会关系在美国活下去其实是很难的。

　　如果说在耶鲁四年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遗憾，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上的课其实还是太少了，知识结构还没有完善到自己希望达到的那个程度，所以要继续读书。还有就是我缺乏社交，其实也不是很缺乏。我认识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，假如我社交那么好自己就会不舒服。如果我重新念大学，我可能会稍微注重培养一些社交关系，认识更多的人。但是也谈不上遗憾，现在开始不算晚。

　　历史！历史！

　　现在快要毕业了。四年下来，我觉得选择耶鲁是正确的。如果不来这里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学历史。我在这儿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，他们真正是那种属于“大家”的学者，他们真正能让你觉得做个学者非常伟大，这种感觉好像在其他地方找不到。我刚开始挺狂的，什么也看不起，但是在这里我碰上几个特别让我佩服的角色。比如说有一个教希腊史的教授，我记得大一刚来时第一堂历史课，我也没决定要上他的课，更没有决定要学历史，只是听听而已。他给我们讲为什么要学希腊史，听完以后就觉得好像整个人被吸引住了，觉得世界特别光明，觉得有这种学术理想，还有一种人文关怀，是特别伟大的事情，特别激动。就只听了这一堂课，我差不多就已经决定肯定要学历史了，这种令人振奋的感觉在其他地方找不到。在耶鲁除了学术之外，我的生活是比较枯燥的。但是我回去跟我爸说，只有来到这里才知道什么叫世界顶尖的学术气氛，在国内是感受不到的。

　　我这四年的收获很多都是经验性的东西。这四年中，我思维的成熟度增加了很多。我来耶鲁之前也读了很多书，但就是不知道方向，而且思维也缺乏规则，比较凌乱，散乱的一些东西堆积在一起，不成体系。来这里后，首先系统地学习人文领域最基本的支柱——历史、哲学，等于是个人的知识结构被支柱搭起来了，然后把最基本的知识空缺填进去。这四年读的书比较多，现在只要是人文方面的话题，几乎不管什么领域，无论碰到什么内容，我都能比较认真、严肃地思考。这样，你开始建立比较强的自信，你可以看得懂、听得懂原来看似深奥的内容，所学的知识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，而且能够不断衍生新的东西。这种感觉真好，这可能就是思维方法的提高吧。还有，就是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，确信自己是个兴趣偏文科的人。这也很重要，这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可能还是，在耶鲁的学习基本上时时刻刻都要求你培养社会责任感。你逐渐对社会真正产生一种特别本能的关心，这是挺难的。通过在这儿的学习，我不光找到理想，而且找到信仰，或者说是精神支柱吧。可能因为家庭气氛的影响，我的兴趣更多在文科方面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比较多，现在我反而更加坚定自己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追求。就是通过在耶鲁的学习，通过对历史，特别是西方历史的学习，我反倒更确定自己儒家思想的信念。这是一种思考、比较的过程，有时甚至不是思考，而是一种单纯的非理智的感悟。体会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逐渐提高自己对信仰的认识。这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，因为我觉得有了信仰，无论出现什么事情，都至少不会觉得迷失方向了，这和兴趣不一样。兴趣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太可靠，至少不是一个很强烈持久的动力。有些人就会觉得单凭兴趣就足够了，但我认为，只有把你的兴趣和理想结合到一起后，你才会变得比较持久、坚定。

　　关于理想，我觉得可能比较抽象一些。我以前那会儿也思考历史、哲学，但是没有方向。我高中的时候就经常看书，经常思考。我那时读完了两本书，才逐渐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成熟一些。第一本书是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。它让你突然觉得，中国历史可以这么看，你可以如此充满理想，充满信仰，充满一种对古人的尊崇去看中国历史，而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批判，或者是什么批判继承之类的。突然，你就觉得它把中国人的文化根基、文化传统呈现出来了。那种震撼是很大的，因为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国家的文化还是很光辉灿烂的。另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那是一种完全的精神跟灵魂上的享受，好像一下子天窗被打开，阳光射进来的感觉，一下子觉得生活明亮了很多。你对人生的憧憬、你自己在社会的位置、你的责任、你的义务都比以前要坚定。你人生的整个情结一下被打开了一样，感觉特别好。到耶鲁后，我又听了一些历史课，更加觉得人文科学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。它能够把你本源的、性格里面最善良的、最真诚的一面揭示给大家，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过程，也是一种修身的过程。我现在想清楚了，理想可能有一点儿像《大学》里面所说的“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”。

　　我在耶鲁修的十几门历史课多数是西方历史，中国历史学得比较少。古希腊史特别多，还有英国史与美国史。这些课程为如何考察一个社会的建立、发展和改革变迁具有很大的作用。英国史教我怎么看现代社会，但是古希腊史教会你怎么把人类本源精神培养起来，逐渐挖掘出来。因为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根源，当代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，他们的战略思考、军事战略、政治策略，还有外交，他们这些策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。所以通过学古希腊史，你就会对欧洲，至少在宏观战略思想上有一个剪影。政治和军事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古希腊的战略，用古希腊那些例子帮助你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、二战、冷战等等历史事件。这很有意思，我挺喜欢上历史课的感觉。我后来又上了很多其他的课程。历史课上了十四五门，哲学课可能上了三四门，文学课上了两三门。我也学习了多种语言，拉丁语，现在还在学古希腊语，虽然这和我以后的发展方向可能没有太大关系。我理想上可能想做一个古人吧，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，有时我觉得越来越靠近古人了。从中国当今社会的那种杂乱和浮躁，还有无序的狂躁里，把你自己的思维给抽出来，去面对一些更纯净、更健康的东西。这在国内可能也能做到，但在这里更自然、更舒服一些，没有什么限制，学术环境比较自由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所以我很感谢耶鲁大学给我那么大的空间，让我自由发展。

为什么读法学院

　　我可能在大三的时候才考虑上法学院。我大一的时候曾经考虑学经济专业，但我上经济课的时候觉得无聊，然后就转成学历史。我的专业是历史和数学，我的数学成绩比历史还好，但是在耶鲁，历史的学术含金量肯定要比数学高得多。数学对我来说非常容易。耶鲁大学其实是一个偏文科的学校，对文科的要求比对理科要严格得多。

　　报考法学院其实挺简单的。法学院招生基本上考察四个方面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是你的法律专业考试成绩，以及你的本科平均成绩(GPA)。这两项要求很高，有了这两项作为中流砥柱，其他的，比如论文和简历，问题都应该不大。报考法学院比报考耶鲁本科要确定一些，你只要上相应的分数线就几乎肯定能进。我就报了全美排名前五位的法学院，耶鲁、哈佛、斯坦福、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，最后全都录取了。我选择耶鲁是因为耶鲁法学院比其他的要强。排名有时并不太科学，但是如果你能在25年里排名保持第一的话，那其他法学院肯定还是有差距的。不光是耶鲁法学院的声誉，这里的师资肯定也比其他的强很多。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比较学术化，而耶鲁法学院的课程是美国所有法学院中最具学术性的。斯坦福可以把你培养成一个一流的律师，而耶鲁更注重把你培养成一个学者。我可能会比较偏重宪法、法理、国际法、比较法。我是攻读JD(法学博士)学位，克林顿读的也是这个学位。一般学法律的人都读JD学位，另一种学位LLM(法学硕士)纯粹是学术性的。只有你拿了JD文凭才可以当律师、当法官。从事法律工作，JD学位可能是法律界基本的学术资格证明了。

　　我本科主修历史，现在选择读法学院，主要是想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。耶鲁也有历史专业的研究生，一旦你进入历史专业后，你这辈子就基本上只能在学术界混了，但我就不太想在学术界混。我一直在想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怎么让它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，重新燃烧起来。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，法律是一个途径。可能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的法律后，通过看他们的法典或者吏治来思考，我觉得法和礼结合，不光是一种意志，还包括道德、文化的培养，都是融入在法律系统里面。甚至西方的法律也是如此，比如美国的宪法就不仅仅是个法律，美国人不是很喜欢讲宪法精神吗？我一直希望通过法律，我们可以重新将文化因素注入到法律领域去，可以去构建一些新的东西。我的研究方向可能就偏向于这个方向：如何重新改革法律。物质肯定是文化因素和法律融合在一起的，我希望能够在法律系统里播种一颗文化的种子，然后让它发芽。

　　我做这种研究的出发点还是立足国内。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国的，我可能会在北大扎个根。但是我也比较想在正规的法律部门工作，在法律改革、法律操办等顾问性质的工作中去发展一下。其实，我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是因为她目前可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，自己的传统几乎都被自己烧掉了。从历史上讲，中国的法律体系就不像西方那么严格，不是一个崇尚法制的国家，但是她可以通过法律和礼仪结合，然后通过一些其他文化的因素，还有各种我们可能现在已经觉得比较陌生的知识结构来运行。其实这个运作方式还是很强有力的，多数时候可能成为一套很健康的机制。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保留了以前那种不很重视法制的习惯，同时又把以前有利于社会运行的东西给抛弃了，西方好的法制我们又没有学来。所以现在中国是属于真空状态：自己的好东西已经丢掉，别人的好东西没有学来。这种情况下，法律问题当然比较大，其他包括社会问题、道德问题等，也让人觉得不乐观。但就是这种情况，反而让人觉得比较想去尝试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

　　学习历史让人有一套系统的思维方法，帮助你看清楚这个社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可能比较健康、比较好。而法律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，可以把你的理想付诸实施。对我刺激比较大的可能就是我父亲那辈人，学者对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。我爸爸是在大学做哲学研究的，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理念、很多看法。但是他虽然可以写东西，可以提意见，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操办的能力，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。

　　社会

　　我与中国社会的接触很多。每年暑假回国，我都要去做研究。大一时，我在北大做了一个社会学研究，和社会学学者一起去河北和江苏考察农村的经济体制、社会结构。大二那年暑假，我做一个和经济话题有关的数学研究。大三时我在耶鲁申请了一个奖学金，回国自己去研究孙大午的案子。那个案子涉及面很广：既是农村政策问题，也是农村经济问题，还是一个法律问题。我写了三个报告，觉得收获挺大的。通过这些实践，我认识到法律对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大作用的。以前我觉得中国法制不健全，就认为学法律回国没有用。但是其实正因为法律不健全，法律的空白才比较大。这种状况给你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，所以有潜力。中国的法律太宽泛了，法律本身留有很多余地，你怎么理解法律都可以。我通过研究发现，也不算是发现，只是感觉，那些看起来很荒唐可笑的案例，以及农村发生的很多让人心痛的事情，其实都是合法的。因为中国的法律空当就那么大，你只要钻了那个空子，你干的事情再可耻，再令人发指，从法律上来说也可能没有犯法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你把法律空子给缩小了，也许就能见效。

　　朋友

　　我什么样的朋友都有，只要我觉得他思维比较理性，而和他的学习成绩好不好没有关系。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有理想的人，还比较喜欢那种照他们的话讲比较神经质的人。我觉得我有点神经质，有时可能比较偏激。我在待人处世方面不像一般中国来的孩子，不像他们应付得比较自如。我待人处世常常比较硬，有时不大灵活，我给人第一印象一般比较冷淡。我一直想改，但很难改。

　　我这个人没有特别强的物质欲望，不需要与很多人交往，只要有几个朋友就够了。我现在可能还是很骄傲，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骄傲。以前我比较有攻击性，假如我看不上你的话，我就跟你直说，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，现在想补救也办不到了。不是觉得自己很强，一旦看不惯的东西，我没有那么宽容的心态。现在就比以前成熟了一些，至少跟我以前不一样，甚至我看着不太舒服的东西，即使不能接受，也许会默认。我也有那种感觉，就像堂吉诃德，看见风车就往前冲。我上高中时，恨我的人挺多，跟我好的朋友也挺多，我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对我的朋友特别好。

　　我现在觉得你至少要对你自己真诚，你只要有真诚的兴趣或理想，我一般都会很认同。我现在和我上大一时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大一的时候觉得，任何人都有责任为国家鞠躬尽瘁。我会这样要求自己，也会同样要求别人。那会儿因为年轻比较浮躁，我自己可能做得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凡是生活目标比较自私、比较狭隘的人，我都看不上，真的是不能接受。但是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有时可能是一种误会吧，很多时候他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惯性，你不能指责他什么。其实社会化的理想和个人化的理想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，所以我现在这方面比以前宽容多了。谦虚倒是不见得，我这个人性格上可能挺傲气的，只是表达方式变了，至少现在想尽量把自己那种宽容的心态膨胀一下，能够把自己的傲气吸收一点进去。

　　耶鲁与国内教育的比较

　　我觉得如果说耶鲁的精髓在哪里，就是学术自由，思维自由，没有局限。你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人鼓励你，都有人帮助你。学生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，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，他都会帮助你，扶持你。没有任何框框，没有锁死的框架，没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。这很重要，至少在你思维素质上培养得非常好。还有就是独立思考和敢于挑战的精神，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是如此。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，跟政府上书，像法学院的教授跟美国国会打架，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等等，闹得很凶。真的像挑战的感觉，对学生是挺大的激励。另一方面，这还是一种学术素养，真的把学术做透了，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，它能教给你在其他学校学不到的一些基本准则。

　　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，说得尖锐一点，不在同一个水平上，差得很远。教授很重要，一个好教授给你的启发是无与伦比的。但是在国内很多非常好的大学都没有这种感觉，那种特别强烈的思维刺激是很难找到的。人文精神差一些，不是那么认真。学者本身的素养差得很多。

　　和国内上学的同学相比，我有时候会觉得，国内的同学思维方式不那么严谨，谈话的时候比较容易浮夸，自己不很清楚的东西也瞎说。有些特别聪明的同学，说话的时候很机智、很敏锐，但就是让你觉得他们背后的知识底蕴还不够，知识的积攒不是很坚实。他们学习的课程很多，但是每门课不够深入。课程有点机械，有一些还很枯燥。稍微面广一点、思维广一点的课，学生可能只要求读一两本书，而我们有的课要求读十几本书。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差得挺大，耶鲁的毕业论文需要做一年，要经过好几次审查。可能在指导导师那里就审阅了好几次，最后还要再审查两到三次。他们要求本科毕业的论文，好一点儿的是可以发表的。我觉得国内的学生可能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。

　　还有一点就是国内大学在上大一时就分专业，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。耶鲁大学在大三时才分科，美国很多其他的大学也一样。在国内选择余地太小了，一旦进入一个系，你就有一条已经确定的路，你必须一步步走下去。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，空间很小，你想转个弯都没有可能。周围的人可能普遍受社会风气影响，比较功利一些，大家想的比较单调、比较实际。我不敢说我比他们有理想，我只能说，大学校园受整个中国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很严重。

　　我的家庭教育

　　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包括后来选择学历史，家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

　　可能我们家比较特殊。我妈虽然是学医的，但她自认为是一个女性人文学者，总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我们家里。我是独生子，除了我父母，我伯父也是研究新儒家思想。他研究儒家，又搞经济、哲学、社会学、历史，笼统地讲是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。我姑父也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，所以我一直受他们三个的灌输。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块儿聊天，聊的都是比较怪的东西。记得我高二的时候，因为我上学离我奶奶家近一些，经常去我奶奶家吃饭，也就经常和我伯父讨论问题，什么社会结构、政府的理论，他就给我讲什么是好的社会道路、什么叫好的社会精神，还有治国的理想、政府制定政策的准则，他还推荐我看一些书。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大过年的去我奶奶家吃饭，我就和我伯父争论了一整天，是儒家好还是道家好。那会儿，我刚看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，就跟我伯父吵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他很有耐心地帮助我，所以那会儿感觉挺好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，我觉得家庭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假如没有我伯父和我父亲的影响，我能否走到现在这一步还不一定。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在北大附中就是读理科实验班，进了高中又搞物理、数学竞赛。没有他们的影响，我现在还说不定干什么呢。

　　未来

　　在耶鲁读本科的中国学生，到我这届为止，基本上所有人都只有两条出路。要么学生物专业，学生物或者医学，要么就是做投资银行。学经济有几个好处，第一是容易。学起来容易，拿好成绩容易，毕业容易。第二就是可以挣钱。中国人还是挺想挣钱的。第三，如果以后想从政、进政府，学经济也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在海外，华人多数都学经济，这很正常。我自己不太担心钱的问题，因为法学院毕业你想挣钱的话随时可以挣。从法学院毕业，不要说从耶鲁法学院，从任何一个在美国排名前十名的法学院毕业，你想年薪15万美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没有想到要挣很多钱，但是缺钱可以挣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这个人生活挺简单，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。

　　我近期的希望就是把该读的书读完，希望为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：怎么重新振兴文化？如何才能使中国既有健康的文化和社会道德，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，能够参与国际竞争，找一个平衡点。假如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，我就会觉得很高兴。我觉得可能十年都找不到，搞不好要找一辈子，希望十年之后能找到初步的答案吧。我想我会写书，至少在三个圈子之内——政府、政治圈、法律界——产生影响，能够比较发人深思。另一方面，我还多少希望可以跟中国的法律界直接挂钩吧，可能的话去当法官，或者是当高级顾问也可以。只要你说的话有人听，你可以有影响就满意了。假如有这种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去争取，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很有希望的。

　　我不像很多人张口闭口都是民主自由，我也不觉得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。我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只要人民能够幸福，精神上充实才是一个目标。民主是一种精神充实，但它不一定适合咱们的精神充实。实际上，世界没有纯粹民主的国家，包括美国，所以民主本身不是绝对的，也不只有唯一的形式。精神充实有很多种，包括一个善良的、完善的、有生命力的文化和道德观。但是跟民主总要有关系，你总要尊重人民，以人民为出发点。

　　假如我找一个古人做榜样，我可能比较喜欢范仲淹、苏轼、王安石，或者王阳明、张居正那种感觉。我就是想既能把学问做透，又能把自己的学问和理想付诸实施，至少我的希望是这样的。

　　采访后记

　　张泰苏是来自中国的独特的耶鲁本科生中最具特色的一位。在没采访他之前，几乎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他的名字，评价不一，但是大家都有一点共识，这是一个极其执著的学术型天才。

　　见到这个轻狂少年还颇费一番周折，在我发出了采访邀请之后，他第一个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最后虽然总算勉强同意接受我的采访，但是一波三折。约好了周六见面，没想到周五的时候他发电子邮件给我说他感冒了，发高烧，采访只好延后。一周之后，在我几个电子邮件追下去之后，总算又有了他的声音，再约定时间，已经是两周以后。

　　晚上7点，我等候在ABP咖啡馆的门前，4月中旬的纽黑文依然很冷。我打着冷战，10分钟后实在有点着急就拨响了他的电话，北京口音的男孩子，很冷静地告诉我，他刚刚看过我们的电子邮件，我们约好的是7点半，是我记错了。我赶紧忙不迭地道歉，觉得这个孩子真够不客气的，该怎样就是怎样，没有任何的客套。10分钟后，总算见到了这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年轻人。没有笑容，谢绝了一杯茶的邀请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我们的采访终于开始了。

　　这是我最长的一个采访，几乎3个小时。在我开始注意到周围的时候，发现咖啡店里的人已经很少，仅有的几个都是到里面取暖的街头乞丐。我的录音机在1小时40分后就自动停止录音，而我们还在滔滔不绝。在骄傲的背后，这是一个敏感和热情的年轻人，虽然有些想法听上去还是有些单纯和幼稚，但是我很感动他的理想。

　　也许任何人都不敢说，张泰苏可以做到他梦想的一切：在法律系统里种一颗文化的种子，然后让它发芽。穷尽一生，有这个可以追求的梦，本身就够幸福的。真的羡慕他。

　　（《耶鲁的青春岁月》作者：李宇宏中国青年出版社）